国际在线
　一名苏格兰猎人和他的猎狗
　　 　　很多猎人本身就是枪支爱好者
　　　　一群英国猎人和他们的猎犬在前往参加猎人大会的途中
　　涉外狩猎真相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猎人是最古老的一种职业。
　　狩猎的历史与人类走出蛮荒的历史，是两条同时出发的射线。
　　以这样的时间维度来观察，人们就容易理解数十年前中国最后的猎人告别山林时的心理震荡。
　　至少在这片土地上，人们为一个已经延续了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职业画上了句号。
　　一条射线，终于变成了线段。
　　早期的狩猎，仅仅是人与自然发生了关系；渐渐地，狩猎成为军事操演，成为贤才选拔，
　　成为权力展示，成为生活方式的舞台……狩猎，再也不仅是人与兽之间的亲密接触。职业化的狩猎逐渐淡出，归于终结；符号化的狩猎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香火绵长。
　　中国的涉外狩猎，就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符号。
　　狩猎权拍卖引发的争论延续至今，使得潜行几十年之久的涉外狩猎回归公众视野。
　　可是，渐渐清晰可辨的只是“事实”，其中的“道理”仍是众说纷纭，一团乱麻。(韩波)
　走进涉外猎场
　　在国内潜行20多年的国际狩猎终于浮出水面。东方国际狩猎场号称“华北地区唯一涉外狩猎场”，记者来到山西，试图揭开国际狩猎的层层神秘面纱。
　　撰稿／杨 江(记者) 晋 瑛
　　国家林业局的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流产了。争议至今尚未平息。
　　这是一场原本就很低调的拍卖，受国家林业局委托的黑龙江龙法拍卖责任有限公司只是在成都一家媒体上刊登了一则并不十分起眼的公告，却仍被媒体发现，随后引发热议，在国内潜行20多年的国际狩猎也终于浮出水面。
　　一方面是推行了多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另一方面是针对国际猎人所开的猎杀盘羊、羚牛、白唇鹿、岩羊、马鹿等野生动物的特殊渠道，开放的理由是“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
　　“在一些狩猎场，不仅可以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熊，以及驼鹿、马鹿和榛鸡，还可以猎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梅花鹿……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马上到山西东方国际狩猎场的网站上查一查。他们那儿就可以打到金钱豹。”
　　在这场争议中，山西东方国际狩猎场因为“可以猎杀金钱豹”而被媒体普遍关注，在该狩猎场的网站以及宣传资料上也的确有“只要你有胆量、有毅力，金钱豹就会和你不期而遇，足以使你猎兴倍增，其乐无穷”这样的描述。
　　山西省共有12家狩猎场，其中，东方国际狩猎场号称“华北地区唯一涉外狩猎场”。前些天，记者来到山西，试图揭开国际狩猎的层层神秘面纱。

惊弓之鸟
　　“因为拍卖会搁浅，因为各界质疑，不少国际狩猎场的老总们如惊弓之鸟，言行相当谨慎。”行前，一名知情人士如此提醒记者。
　　没想到东方国际狩猎场董事长段新风爽快地接受了采访。狩猎场总部设在太原一栋

写字楼的十二层，走廊里贴满了段新风与一些国际猎人捕获猎物后的照片，一位希腊猎人在猎获的一头大野猪前的留影最为醒目。
　　走进办公室，同样是贴满墙壁的类似照片，还有梅花鹿、山鸡等猎物的标本。
　　段新风一米八几的个子，十分健硕。“这根本就是一个误会，我们狩猎场的确有金钱豹，但并没有被列入狩猎的范围。”他承认，狩猎场的宣传资料中提到金钱豹，无非是为了提高宣传效果。
　　“没有记者来猎场实地调查，都是电话采访，我也跟他们解释过金钱豹的情况，但为什么媒体还是把金钱豹拿出来说事？”他有些无奈。
　　东方国际狩猎场位于山西省太岳山国家原始森林，海拔最高近2500米，地处山西省临汾市的霍州、沁源、古县三县(市)交界，群山环抱、景色秀丽，被誉为“黄土高原的九寨沟”。
　　这里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天然林区之一，建国以来就一直得到国家的一级保护，因此成为金钱豹、梅花鹿、马鹿、黄羊、野猪、狐、林麝、狍子等300多种飞禽走兽的繁衍生息之地。
　　要在这里开辟一个国际猎场并非易事。
　　今年40岁出头的段新风从小就在猎场附近长大，是一个一出生就与野生动物打交道的山娃子。
　　他从小喜欢枪支，后来却阴错阳差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名书法家，1996年段新风在美国期间萌生了在国内开辟猎场的念头。
　　“国外的狩猎市场相当庞大，文化底蕴深厚，产业成熟，这与国内反差很大。”段新风说，“美国每年举办一次狩猎年会，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很热衷狩猎，每次都参加年会。”
　　“狩猎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户外运动，在国外，从帽子、服装、鞋子等行头，到狩猎用的猎枪、越野车，还有帐篷、指南针、刀具等辅助工具一应俱全，形成了一个很成熟的产业链。一个专业的猎人仅身上的装备可能就需要二三十万元，在美国，不少人是开着飞机去打猎的。”
　　段新风说，国内的狩猎产业几乎为零，甚至根本连“产业”都谈不上，因此他料定将来必定大有市场，这是他回国申请开办猎场的主要动机。
　　“其实，科学的狩猎有利于保护野生动物。美国人对于狩猎与保护划分得很清晰，甚至连钓鱼都针对不同的种类设置不同的数量规定。因此狩猎在美国虽然是一个朝阳产业，非但没有破坏生态平衡，反而起到了保护生态的作用。”
　　“非洲乱捕现象一直很严重，我看到一份资料，某一国家曾经只剩5头金钱豹，再乱捕杀就要灭绝了。政府于是拿出两头金钱豹，以每头5万美元的价格给美国人狩猎。靠这10万美元，政府从世界各地购买了更多的金钱豹放养，时至今日，当地的金钱豹种群已经相当壮大。”
　　段新风说他与国家林业局某位官员的观点相同，这场争议反映出很多人对野生动物只有一种情感上的保护意识，而不是科学上的保护意识。“对野生动物尤其是稀有动物的保护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保护需要资金，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资金从哪里来？”
　　“中国的国际狩猎其实已经进行了20多年，但是一直很低调，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段新风说狩猎的相关方之所以低调行事，原因有两点：一方面，绝大多数国人因为经济原因消费不起狩猎；另外一方面，不少人将狩猎与乱捕猎混为一谈，得出了狩猎与保护相矛盾的结论，保持低调也是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在美国受到启发后，他决定在熟悉的太岳山国家原始森林申请一个狩猎区，但从1996年开始向太原市林业局递出申请报告，一直到7年后，狩猎场才正式运营。
　　“先是持续两年的审批过程，从太原市林业局到山西省林业厅，再到国家林业部，层层申报，一批批专家组进山对野生动物的资源进行勘查调研。”段新风说，“得到批准后，还要经过四五年的建设期，在山里选址建造宿舍、餐饮娱乐设备、圈猎区、建立投食点、架设移动通信接收塔……”
　　这个过程投入相当巨大，段新风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在拿到捕猎野生动物所需的相关证件以及枪支许可证等后，猎场于2003年营业。
　　3年来经营状况如何？经历了这场“狩猎权拍卖”风波后，段新风言词谨慎，他一直试图多谈狩猎的国际理念，少谈自己的猎场的具体情况。
　　“国内可以说没有真正的猎人，到猎场来的多是一些单位的员工，搞户外运动、回归自然，并不是冲着狩猎而来。”段新风说，即便要狩猎，也是工作人员抓几只驯养的野鸡扔在地上让客人开枪过把瘾而已。
　　“国家林业局开放了54种可以经营的野生动物，但我们这里列入狩猎范围的动物很多其实都是驯养的，并非野生。”段新风说。
　　他介绍，猎场驯养了300多头鹿供狩猎，而这里的野猪则是家猪与野猪交配所生，甚至连狼都是家养的母狗在发情后被赶到山上与狼交配所生，只是看起来像狼而已。
　　“外国人来得很少，还有一些老外其实是我们自己请来的，免费狩猎，做广告的。”
　　段新风不肯透露几年来到底有多少国际猎人光顾，打了多少猎物，收费标准如何，只是说，对外国人狩猎，以前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提前报到国家林业局审批，得到许可后，甚至还要在外事部门、主管部门的陪同下进入猎区。
　　“加入世贸组织后宽松了不少，但是一个国际猎人后面起码也要跟着三四个人，有导猎员、林业局的人员，防止误杀动物，还有司机、牵马的人等等。”
　　记者提出到猎场实地调查、体验时，段新风说，每年的10月15日至次年的3月15日是狩猎时段，眼下正是禁猎期，因此猎场里没有国际猎人。“拍卖搁浅后，我们停止了一切狩猎经营活动，连原先驯养的野鸡、野兔都不再开展狩猎。”
　　狩猎前夜
　　段新风婉拒了记者进一步采访的要求。事实上，在记者前往山西前，东方国际狩猎场办公室张主任曾在电话中表示，每个周末都是狩猎旺期，猎人相对较多，而段新风每个周末也都会在山上陪同客人。
　　东方国际狩猎场所在的太岳山国家原始森林位于临汾市境内，距离太原市区还有至少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记者多方打听得知，狩猎场在临汾市区还有一个办事处。
　　8月26日，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证实，猎场的专业狩猎一直在进行，“今天早上已经有一个团出发进山了，如果你要去专业狩猎，最好约几个朋友一起来，记住最好自备越野车。”
　　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专业狩猎的套餐是每人每天900元，包括进山的门票、枪支使用费、10发子弹、猎狗、导猎员、住宿、用餐等经费。“这比较划算，如果你租枪进山，一个小时就需要200元，霰弹10元一发，独弹15元一发。”
　　但他提醒，不管是否套餐，猎取的野生动物都要按照种类另行收费，“具体情况，猎区工作人员会有介绍”。
　　这天下午，在当地朋友的引荐下，记者结识了临汾市一名叫“李国忠”(化名)的人，李国忠今年50多岁，曾多次去东方国际狩猎场狩猎。
　　李国忠身边还有一些上次狩猎没打完的12号猎枪霰弹，国营燎原机械厂制造，因为弹药过期，塑料外壳已经开裂，他当着记者的面销毁了弹药。
　　“很多狩猎的人其实都是枪支爱好者，去打猎不是为了猎物，而是为了体验开枪狩猎的乐趣。”李国忠用力剥开塑料外壳，先是数十颗比红豆稍小一点的黑色铅珠倾巢滚下，接着便是一小撮黑色的弹药。
　　不一会，烟灰缸就被拆开的十多个霰弹铅珠、火药堆满。李国忠将这些危险品冲进水中，他决定带记者去猎区体验。
　　他从朋友的公司借来了一辆白色的越野车，换上了登山鞋、牛仔裤，这些跟国际猎人的一身行头相去甚远，但在国内已经算得上“专业”。
　　一个小时后，记者、李国忠、司机还有当地朋友一行四人到达了霍州境内，又经过半个多小时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后进入太岳山国家原始森林。
　　这里的景色果然如东方国际狩猎场宣传的那样秀丽，满眼望去绿海茫茫，山势陡峭险峻，不时有飞鸟、野兔从眼前掠过。
　　抵达七里峪林场场部时，天已经黑了，繁星点点，山风袭人，山谷间阵阵犬吠回荡。
　　七里峪农场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东方国际狩猎场的猎区接待处就在场部后面，狗叫声就是从那里传来。
　　“多的时候一个周末可以有一百多人来狩猎，这一阵子少了，不过也有四五十个人。”书记新上任不久，他说东方国际狩猎场的生意很红火，“老板很有眼光，花100万元承包了50年，生意好的时候，一年就可以收回这个成本了！”
　　狩猎场的接待处由两栋红色屋顶的小楼组成，三辆泥迹斑斑的敞篷车停在前一个院子里。
　　越往里走，猎狗的叫声越热闹。在后一个院子里，上午进山的团队正在举行烤全羊篝火晚会，气氛甚是热烈。
　　这些人都是来自山西某医院，一名中年妇女告诉记者，他们主要是来体验户外运动，顺带打靶，至于狩猎，“那是男人们想干的。”
　　郎平是狩猎区的工作人员，一个20岁刚出头的女孩，她告诉记者，狩猎场实行会员制，VIP会员一次性交纳10万元会费，金牌会员是5万元，银牌会员是5000元。
　　但郎平并不知道会员的具体数量，记者后来从导猎员王磊那里了解，VIP会员有500多个，有些是老板的朋友，还有一些人身份无人知晓，“反正都是很有钱的人，大部分是山西的，也有江浙一带的。”
　　金牌会员由段新风控制人数，招满为止，迄今已有近千人，王磊告诉记者，银牌会员人数没有上限。
　　郎平向记者介绍了猎物的基本费用：梅花鹿16000元，马鹿16000元，林麝16000元，孔雀5000元，狍子3100元，黄羊3100元、野猪3000元，狼1000元，狐1000元，獾500元，野鸡80元，野兔60元……
　　“这里的确有金钱豹，甚至还可能有理论上已经失踪的华北虎。但金钱豹不能猎捕，即便看见了也不能，必须提前3个月向国家林业局申请。”郎平说。
　　“野猪是在这里打得比较多的大型动物，去年一年就打了30多只野猪。”郎平说，野猪很凶猛，去年一年有十多只猎狗在围猎时被野猪的獠牙挑死。
　　不过，因为费用昂贵，绝大多数大型野生动物都是国际猎人猎捕的，郎平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希腊猎人。
　　“他来了猎区八次，每次都在山里搭个帐篷，住上一个星期，专门守候野猪，每次都是段总陪同。我们负责给他送饮食，一个星期后，猎人下山，野人一样。”郎平笑着介绍。
　　“但不是每次都有收获的，他来了八次只有两次收获，老外狩猎有规则的，小动物，比如野鸡、野兔不喜欢打，只打大型的动物，而且打公不打母。”郎平说。
　　郎平一边招待正在歌舞的客人，一边说在食堂里贴着更多的外国人狩猎的留影。
　　记者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段新风，他一身迷彩装，正在唱歌，应该是看到了记者，但唱完后，段新风很快就消失在夜幕里。
　　“明天早上5点起来狩猎去！”几个客人商议。
　山谷枪声
　　第二天清晨5点，山顶已经映出朝霞，站在山腰上，丝丝山风钻到脖子里阵阵凉意，鸟儿已经开始欢唱。
　　因为前一天晚上与林场的党支部书记相谈甚晚，李国忠睡到近7点才起床。等我们一行赶到狩猎场接待处时，已经有四辆越野车早早进山狩猎了。后来了解，这些人每四人一部车，几乎都是VIP会员与金牌会员，每个周末都会开着车子来狩猎，据说这一次是来打野猪的，可能要在山上守上好几天。
　　郎平接待了我们：“一支枪每小时租金200元，子弹10元一发，导猎员200元一天，狩猎车每小时120元，三菱越野车每天800元，吉普每天600元……”
　　因为李国忠是熟人，我们以每小时100元的优惠价格租了双管、单管两支猎枪。在签订了枪支使用责任书、狩猎时间约定书并交纳了1500元押金后，我们拿到了枪，大家都有点兴奋，一阵把玩。此前，段新风曾告诉记者，不明身份、在逃犯、精神病人等都是猎区拒不接待的，因为涉及枪支使用的安全。
　　导猎员王磊登上了我们的白色越野车，这是一个20岁、略显消瘦的小伙子，从小在猎区的一个山村长大，毕业后就来猎场打工。他告诉我们，猎场有20多支猎枪，不过有不少都是会员专用的，枪支性能比较好，“会员还有我们发放的专门的狩猎服装”。
　　因为我们的狩猎只是体验式的，并不针对野猪、梅花鹿等大型动物，所以没有配备猎狗。王磊说，如果是打野猪，一个猎人后面起码要跟十几只猎狗，老外在狩猎期一般还会骑猎马进山，“比较神气！”

[ 本帖最后由 点点 于 2007-1-23 12:55 编辑 ]

东方国际狩猎场有7个狩猎区，分别根据每种动物的集中情况划分，方圆200多平方公里，“到了狩猎期，5个导猎员根本忙不过来，一些工作人员也临时充当导猎员。”王磊说。考虑到我们的情况，他决定引领我们到邻近沁源的猎区，“那里野鸡比较多，野猪也不少，是老外常去狩猎的地方，不过现在这个季节没有老外。” 　　要到目的地还需经过一段半个多小时的山路，王磊与我们一路交谈，他说老外狩猎
一般都在山上一住很多天，而中国人一般都不会超过两天。“大部分国内的客人在猎区逛一天，啥都打不到。末了，为了让他开心，我们就抓一只野鸡给他打！还有些人见到动物就打，连喜鹊、松鼠都不放过！前几天一个团，打了半天，打了两只喜鹊，你说，喜鹊怎么能打嘛！”
　　王磊的基本工资是每个月500元，他笑着告诉记者为老外服务会得到小费：“老外比较大方，出手就是500元、1000元，有时候他们会把猎物直接送给村民，图的就是一个狩猎过程的乐趣。”
　　20多分钟后，我们接近猎区，寒气渐散，逐渐感受到太阳的热度，露珠也开始蒸发，王磊突然让司机停车。
　　“快打，一只野鸡站在石头上，看到没有？快！”看到持枪的李国忠还有我们在当地的那位朋友不知所措，王磊有点着急。
　　“砰！”李国忠对着王磊手指的方向就是一枪，却打空了，枪声回荡在山谷，4只野鸡噗噗飞远。大家都有点遗憾，却对枪的威力更加好奇，王磊干脆站在路边给众人讲解了狩猎的枪法技巧。
　　在王磊的指导下，李国忠他们很快就打到了一只野鸡，不过三四个月大，尾羽还没有长全，但众人显然已经很兴奋，一手托枪，一手拎着猎获的野鸡，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像国际猎人那般背靠大山留影。
　　猎场里也有一些山村，村民们面对山谷里不断传来的枪声习以为常。两个小时后，一行人一共打了20多发子弹，枪法也渐渐靠谱。
　　“今天来晚了，真正打猎的人都是早上5点就进山，这个时候已经下山了。”王磊告诉记者，去年，曾有一个老板组织了一个猎手团队，8辆越野车浩浩荡荡开进山里，很是壮观，狩猎场甚至放鞭炮欢迎。
　　进山3个多小时后，终于打到了3只野鸡，王磊说：“猎人打到多少猎物都是导猎员说了算，上个星期我带一个人在山上守了一夜，打中了一只野猪，但是不知道死在哪里了，客人最终还是空手而归，结账时我就报没有打到猎物。”
　　“金钱豹是有，但至今还没有人遇到过。因此，猎区的猎物基本上都是不会引起很大争议的，所以我们导猎员不干涉，随客人见啥打啥。”王磊说，所谓导猎员，主要任务还是看管枪支、保证安全。
　　在返途中，几个村民将记者一行拦了下来。
　　“帮我们打野猪吧！昨天夜里又糟蹋了我的庄稼！”44岁的村民雷永生满脸焦急，他将我们领进玉米地，只见一大片玉米伏倒在地。“几乎每天夜里野猪都从对面山上下来，二三十只，轰隆隆冲过来，山洪暴发一样，谁也不敢拦！”雷永生抱怨，“我们没有枪，即便有枪擅自打了也犯法！打猎的收益全归狩猎场，可我们的庄稼损失了却得不到赔偿！我已经有3亩地被毁了！”
　　野猪泛滥的情况，段新风曾与记者介绍过，他以此说明适当狩猎的必要性。
　　王磊有点感触，他说枪曾经是山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工具之一，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老猎户，“早上进山，晚上回来枪后就挂着一大堆野鸡、野兔、獾子，卖了贴补家用。”王磊回忆，父亲打到过十几头野猪，每头都能卖六七百元，“我们村有20多户，曾经都是猎户，现在枪支管理严格，他们都放下猎枪另谋生路了。”
　　他承认，父亲现在看到山外来人在猎场狩猎只能心痒，对一个老猎户而言，看到猎物从自己眼前跑过的确不是个滋味。
　　回到接待处，段新风面对记者面露尴尬，他承认是在有意回避采访，“谨慎是不得已的，现在这么多争议，我少说为妙，希望你理解！”
　　我们算了一笔账。
　　4个半小时的狩猎时间，两支枪的费用是900元，加上200元导猎费、280元子弹费、80元一只的猎物费，一共消费1460元。
　　这个价格，前提是自备越野车，枪支等诸多项目打折。我们了解，老外狩猎一次消费起码都是好几万元。
　　“狩猎，如今是有钱人的游戏！”猎区的一个村民说。-
　　一位猎场老总的自述
　　中国只有各自为战的狩猎场，并没有真正的狩猎产业；只有“猎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猎人。
　　撰稿／张 静(记者)
　　刘浙张有点失望。
　　《中国青年报》刚刚曝出“中国要首次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他就直奔网上去看“板砖”。本以为会是“口水”滔天，但反响似乎没有他想象的激烈。
　　“我在新浪网上找到4700多条留言，随便翻一个‘王菲女儿兔唇’，留言超过27万。再过几天等拍卖会延期，基本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刘浙张是北京奥林狩猎俱乐部的老总，也是美国国际狩猎俱乐部(Safari Club International)的会员，拥有一家占地56万亩的五寨狩猎场和占地300亩的奥林射击场。
　　虽然一见面刘浙张便主动挑起了“敏感话题”，但当初动员他“出镜”还是颇费周章。这位老总担心被卷入是非，斟酌了一周之久。“我在等有人打电话来骂我，因为我在媒体曝光了。”
　偶然“吃螃蟹
　　原以为猎场老板都应该一身迷彩，脸庞黝黑、肌肉健硕，然而眼前的刘浙张淡色衣裤，儒雅、白皙。
　　上世纪90年代初，刘浙张还是北京新侨饭店的一名服务员。“1993年有朋友带我去山西五寨打猎，一到那儿就像进了天堂。在北京要么山势太陡，鹿一放出来全跑到山顶上，都知道那儿安全；要么一天走四五十里，只能碰上两三次放枪的机会，还没反应过来野鸡已经没了。”
　　直到现在，五寨都是国家级贫困县。从来不出煤矿安全事故，因为它是山西少数几个不产煤的县之一。刘浙张觉得丰富的野生动物本身就是挺好的资源，如果当地愿意拿出来，他负责在北京做市场，大家可以合作开发。
　　“我们是山西第一家狩猎场。当我提出狩猎是产业的时候，人家都笑话我：开玩笑吧，纯粹是玩，怎么能是产业？一开始我自己也怀疑。”
　　到林业局去办手续的时候，刘浙张吃了一颗定心丸。“林业系统内部了解国外狩猎业的发展，他们没有任何成见，关心的只是法律程序的问题。”
　　筹备了近5年，1997年刘浙张的“猎场梦”算是水到渠成。“1996年《枪支管理法》出台，很明显个人不能再持枪出去打猎了。当时北京市收缴登记在册的枪支是1万多支，按照从前一个人可以拥有两支枪的规定，至少有5000名以上的狩猎爱好者。我们办一个猎场，有一批合法的枪放着，这样的源头还能没有活水？”
　　打鸡不如侃鸡
　　第一年刘浙张的猎场就赔了。
　　“打猎这个圈子很保守，大多数靠朋友推荐，对广告不感兴趣。”一直到2002年，猎场知名度上去了，生意才逐渐有了起色。每年从9月中旬到来年的4月份是刘浙张最忙碌的时候，他在北京和五寨之间来回奔波，组织一批批中外猎手进山。
　　最让刘浙张难忘的经历都在“狩猎”之外。“黄土高原上一户农家窑洞，我们十来个人，稀里哗啦都上炕了，盘腿一坐。这家主妇说没什么好吃的，给摊了20多个鸡蛋，端了一大脸盆出来，还有他们自己中午要吃的莜面卷。就是把莜面剂子用手掌碾成长条，手指一卷往屉上一戳，摆满了上笼蒸熟。我们蘸着碗蒜汁、撒点盐，就着一大盆摊鸡蛋，香！又想弄点酒喝。主人家答应得很爽快，半个多小时还没来，原来70多岁的老爷子现到山下小卖部去买，正扛着一箱往山上爬。我们临走给钱主人家死活不收，意思是不值那么多。
　　野生动物都是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生存，那里人活得比较艰辛，但没什么太多的奢求，有一点就特别满足。你去打猎的时候，能接触到社会和人性中久违了的最本质、最淳朴的一面。”
　　刘浙张有一个要好的同学是国旅的副总，刚开始拉他去打猎总推托没意思、工作太忙，过了两三年终于被说动了。一行人扛着枪进山打了半晌饥肠辘辘，瞅见老乡在收土豆，先挖了二三十个出来，搂一把柴火，把土豆往火里一扔又去接着刨地。闻到烤土豆的香味，所有人都挪不动脚了，问都来不及问，往地上一坐掰开就吃，抹得脸都是花的，你看我我看你哈哈大笑。
　　“我这位同学说打猎有没有意思不知道，不过吃饭最香的就是这顿。他现在上瘾了，到季节就走一趟，回城里继续什么都不爱吃。”
　　刘浙张有句名言：“打鸡不如侃鸡刺激。”很多人都问他，五寨除了打猎还有什么娱乐。等到一个地块一个地块打完，回到住处才知道，最享受的莫过于烫上一壶酒，大家凑在一起一通“神侃”。等到吃饱喝足吹够了牛，谁都不提卡拉OK了。
　　中国没有狩猎产业
　　“天子脚下的人，有天子脚下的‘毛病’。北京的需求比其他城市旺盛，我们做得比其他同行要好一点，被我‘害’的人95%以上都是回头客。”但是刘浙张依然认为中国只有各自为战的狩猎场，并没有真正的狩猎产业；只有“猎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猎人。
　　“北京1000多万人口，只有密云、房山两处猎场，加上河北、山西，猎场不会超过两位数，全国不超过3位数。所有的从业者包括我在内，都是惨淡经营。我们到现在只卖了几十张消费卡，真正意义上的会员还没有。有家号称皇家狩猎场的都易手好几主了。没有规模怎么能叫产业？”
　五寨一年有多少收入
　　按照它去年的报价，包括食宿、车辆、枪弹(20发)、导猎费、猎物费限3只等所有项目，每人一天800元。
　　“五寨有40支枪，最大的接待能力是一天40人。按照一年180天的狩猎期计算，最多能接待4000-5000名客人，入账400多万。由于我们借用的是当地的接待能力，其中一半收入要划出去。而客人平时都要上班，打猎多集中在节假日和周末，如果每天接待40人，一年只有1000多名客人。有猎场声称一天能同时接待100人，你去问问它有多少支枪？除非它把不打猎的同伴也算上。”
　　“最大的障碍在观念。不少人听说打猎第一反应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法》都颁布十几年了，连麻雀都保护，你们怎么还敢打猎？其次就是到目前为止，狩猎场的规模小、水平低。匈牙利那么小的国家有200多个猎场，动辄成千、上万公顷。而在供国内打猎的猎场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面积太小，一般只有五六千亩，还没过瘾猎物已经跑到圈外去了。”
　　刘浙张认为还有一个不能称之为产业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一批高水平的参与者。“就我而言，最多也只是一个爱好者、参与者，不是猎人。我们有好多猎人嗜杀，只要有猎物在会没完没了地打，打光才罢手，这让狩猎充满了血腥味，不招人待见。”

一位好猎人对自然界的体会是具体而微的。他要学会分辨兔子蹬蹬的脚步声、野鸡行走时的唰唰声，寻找脚印、粪便、羽毛，了解季节、风向、气温。 　　″我见过我们国家级的兽医师和国外一位猎人辩论。一块去了皮毛的肉，兽医师凭目测、加热、燃烧判定是羊肉，猎人则认为是鹿肉，因为脊椎骨跟羊的不一样。兽医师私下告诉我：那个人，有点意思。”
　但在国内猎场，寻踪辨迹的活儿几乎全由导猎员代劳。“冬天，老玉米砍倒之后还有茬子留着，一群野鸡在地里啄食，脑袋埋在玉米根后面，跟我们相距还不到5米。我看了着急：那么大一片，怎么不开枪？！可是大家端着枪四顾茫然，除了老玉米根什么也没发现。我们现在接触的都是这种状况，不认识，不会辨认，要先从扫盲开始。”
　　狩猎就是花大钱，受大罪。打狍子，清晨天不亮就得上山蹲守，打野猪得熬到三更半夜。美国SCI的会员一年花在狩猎上的时间是一个月，大部分时间用来跑步、进行力量训练。他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在野生动物生存的地方存活。
　　“我们陪过一名70多岁的老人进山，到了海拔4000米的时候他就不行了，回来直流眼泪，他觉得他老了。”
　　“我们的情况是没越野车代步基本没人打。越野车都有空调，载着你开到山上，导猎员告诉你这儿有东西，几个人下去趟一遍，10分钟打完、收回战利品，开着车再找下一块地。说到底是在城市里享受惯了，还是希望舒适。
　　除了五寨这类狩猎场，北京有不少郊区狩猎游也搞得有声有色，但刘浙张认为打猎不能这么“整”。“弄一个大网子罩起来，把鸡扔进去，能听到它摔到地上的声音，然后人也钻进去打这个鸡。它都没有逃跑的权利，那还是打猎吗，直接去屠宰场不就完了？”
　　跟国际同行谈什么
　　奥林俱乐部每年组织国内的狩猎爱好者参加在美国举办的SCI年会，去年2月，刘浙张还在拉斯维加斯的年会上见到美国前总统老布什。
　　“年会有两三千个摊位，跟狩猎服务有关的参展商都会去。衣食住行，整个产业链都在那里，连猎人专用马桶和套马桶的袋子都有人提供。有的服务商在卖路线，到非洲、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去打羚羊、水牛、狮子，类似于旅行社卖欧洲游；有的厂家在介绍自己的枪弩、瞄准镜，进行场地试射；还有一些猎人参加的专题研讨会，讨论某一款枪的射击性能、使用者反馈、狩猎知识和动物知识；或者拍卖标本。谁打的盘羊角最大，组织每年都在作记录。花2万美元打的，在那里可能要拍到20万美元。”
　　刘浙张感慨道：“没什么说的，做成这样就是一个产业。根据SCI的统计资料，他们有三四万会员，每人每年的打猎费用约为1.5万美元，不是一笔大数目，但他们每年要拿出29天半的时间去打猎，这才是真正的奢侈。所以SCI会刊上很早就打出卫星电话的广告，因为这方面的需求特别强烈，猎人要保证走到天涯海角还能控制公司。”
　　虽然参加年会是为了促进中外狩猎界的交流，但刘浙张觉得跟国外同行没什么可交流。“大家都知道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我们除了打鸡打兔，到野猪就很困难了，狮子、大象见都没见过。没有刊物、协会，俱乐部的活动主要是打猎，偶尔会组织一点聚餐和小规模的比赛，比如打打飞碟。”
　　“我到现在只是觉得很困难，但也没有什么悲观的地方。”刘浙张的态度挺明确，支持国家林业局，希望把这个产业往好的方向推一推。“拍卖延期，按照我们的感觉就是不做了。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即便这样，我还是感觉到有强烈的需求。中国没有这个产业，我希望能把它做成一个产业。”-
　　适度狩猎是一个借口？
　　“适度狩猎”的概念，在很多专家眼中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撰稿／黄 祺(记者)
　　“适度狩猎”假设
　　有人怀疑，国家林业局透露将“拍卖狩猎权”的新闻，实际上是为了试探公众对有偿狩猎的态度。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这次“试探”是如此成功——如果不是“拍卖狩猎权”引发的争论，没有多少人知道野生动物保护是这样一个牵连复杂的“大问题”。
　　距离成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林业局将举行2006年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会的消息，已经1个月，虽然稍后国家林业局宣布“暂缓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活动”，但网络上的争论还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在搜狐网的专题栏目中，上千网友展开了辩论。
　　国内狩猎场和有偿的狩猎活动已经存在了20年，但在网络急速发展的2006年，“狩猎权”却像是第一次被人知道一样，引起了如此激烈的争论。
　　本次拍卖的野生动物额度，共有14种289头(只)。计划拍卖猎杀动物包括盘羊、羚羊、岩羊、马鹿、矮岩羊、白唇鹿、北山羊等14个物种，范围涉及青海、陕西、新疆、宁夏、甘肃、湖南、内蒙古等省区。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牦牛被明码标价为4万美元。
　　网络讨论看上去总是很混乱，但争论的根本矛盾却在混乱中显现——“狩猎权拍卖”是否与保护野生动物相冲突？本已脆弱不堪的野生动物世界，是否会因为公然被允许的狩猎，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看上去猎杀几个个体，但是维护了栖息地的平衡关系，更有利于保护动物。”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野生动植物管理处处长王维胜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这样的解释。
　　“适度狩猎”的概念看起来合情合理：在自然环境中，如果一个物种数量“过度”，给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或者其他动物的生存带来压力和威胁时，如果用猎杀的办法调节一下物种数量，于这个物种本身和环境都有好处。
　　但正是这个“合理”的理由遭到了最多的批评，不论普通公众还是动物保护专家，都向主管部门抛出了一个问题：谁能给出一个物种数量“过度”的依据？
　　“野生动物一个种群，达到多少数量，才能安全地世代繁衍，本身就是学术界分歧很大的问题，没有公认的评判标准体系，能够划定某种动物达到多少数量就不再需要特别的保护，所以，也没有人知道究竟种群数量达到多少才算‘过度’。”季洋(化名)对记者说，他是北京市一所高校动物保护专业的研究人员。
　　“如果要达到‘适度狩猎’的理想状态，退而求其次，我们需要知道一个野生动物物种数量动态消长的数据。一个物种在短时间内数量增长特别快，也许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狩猎，但问题是，要得到这个动态数据非常困难，国内并没有完善的监测系统能够提供这个数据。”季洋提出两个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的观点类似。
　　“我们国家野生动物现在究竟怎么样了，是多还是少，哪种多哪种少，现在仍然是一笔糊涂账。”吕植因从事大熊猫的研究和保护，获得过很多国家级殊荣。在参加网易的访谈节目时，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打猎这个事情的存在有其合理之处，但必须有前提。我们的动物是不是真正多了？我没有看到要拍卖的究竟是哪些物种，每种有多少只，数字没有公布。”
　　吕植的意见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适度狩猎”的概念，在专家眼中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昂贵的调查
　　野生动物调查是一项“奢侈”而艰苦的工程。每调查一个物种，调查人员用于交通、野外考察服装、仪器设备、野外生活用品上的花费，不会是一个小数字。调查某一物种在某一局部地区的分布及种群情况可能就花费几万元。
　　除此之外，野生动物调查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大量专业调查人员，在一些调查中，调查员并不能看到动物，而是通过动物留下的痕迹，如羽毛、粪便、足迹来判断数量。“调查员必须既有专业知识，又要有野外调查的经验，非专业的人，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
　　生活在广袤自然界的野生动物千差万别，不同的物种的调查方法可能并不相同，不同季节调查同一物种的方法也会有不同。调查人员必须充分熟悉调查对象的习性，掌握足够的技术，更需要足够的耐心。
　　例如，猫科、犬科、鼬科、兔形目及啮齿目的一些兽类生活在洞穴中，调查人员可以采用兽穴统计来测算数量；但兽穴通常是较隐蔽的，在我国北方最好的寻找季节是冬季。调查人员在找到洞穴后还要判别洞穴是居住洞还是弃洞。“通常居住洞在冬季有水汽冒出，或洞口有结霜，夏季则气味较大，洞口也常有动物的足迹和粪便等。”专门教授野生动物调查技巧的资料里，列举了不同物种的调查方法。
　　“有的调查还要挑选时间，因为一些动物可能只在夜间活动，有的具有季节性，冬天可能就冬眠了。”季洋说，调查一种动物有时需要耗时数年。
　　一次普查尚且如此困难，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长期跟踪监测其野生动物数量的动态消长，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野生动物资源监测主要包括监测动物种群数量的变化和栖息地变化，但实际监测内容应根据监测对象的特征来确定，例如包括孵化率、出生率、死亡率等项目的监测。
　　站在野生动物保护的角度，动物数量的动态消涨数据，是“适度狩猎”的依据，但现实中，得到这个数据代价昂贵。
　　　　多少才算多？
　　一种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达到多少，才“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位动物保护专家给出的答案，让多数同行赞同。
　　为了研究种群存活的最低条件，研究者提出了多种概念，“有效种群”和“最小可存活种群”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两个概念。其中“最小可存活种群”是种群生存力分析方法得出的主要结论，它表示种群以一定概率存活一定时间的最小种群大小。如果一个种群达到这个“临界值”，它就有走向灭亡的危险。
　　最初的研究认为，存活时间为100年以内的种群，有效种群大小不小于50。存活时间超过1000年的种群，有效种群大小应该是500。一位动物保护专家告诉记者，这两个数字公布后，一直就充满争论。两个数字被人们叫做“神秘数字”，因为不同种群的特性和遗传能力的不同，以及它们栖息环境的不同，使得不可能得出一个适合于所有物种的“最小可存活种群”标准。
　　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我们对野生动物的距离必定越来越远，只有像大熊猫一样，栖息在特定区域内，数量极其稀少的濒危动物，我们才有可能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掌握它的繁殖能力和生存能力的确切信息。对于大多数野生动物来说，即便是不遗余力地投入资源进行野生动物调查，我们也只能模糊地判断野生动物面临的危险。
　　所以，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专家们都愿意把情况猜想得严重一些，他们根据不完全的信息制定野生动物保护的措施，而不是等到得到确切数据后再开展保护，因为任何人都知道，“等待搜集到足够的信息再行决策时将会错过决策机会。”
　　划分物种的濒危等级，是目前各国都在采用的保护野生动物的有效方法。由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制定的物种濒危等级，是权威的物种濒危等级分类方法之一。
　　在中国，1988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使用了两个保护等级。中国特产稀有或濒于灭绝的野生动物列为一级保护，数量较少或有濒于灭绝危险的野生动物列为二级保护动物。
　　其中规定，由于科学研究、引种驯化等目的需要猎捕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时，需要经过国家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由于科学研究、引种驯化等目的需要猎捕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时，需要经过省级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
　　]缺口打开以后
　　和世界各国一样，《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17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保护野生动物，但人类活动还是在影响着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让它们时刻处于危机之中。
　　调查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国家林业局(林业部)1995年启动的首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选择252种野生动物作为调查对象，首次掌握了191个物种的基础数据和61个物种的种群动态。这252种野生动物主要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物种，我国加入的其他公约或协定中规定保护的物种，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和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环境指示种及生态关键种。
　　在被调查的78种兽类中，调查结果表明，普氏原羚、白颊长臂猿、貂熊、亚洲象等16种动物的数量不足1000只。其中的东北虎仅存约14只，白颊长臂猿仅存165只，亚洲象仅存180头，双峰驼、野牛的数量也不足500头。种群数量超过10万只的兽类仅15种，主要是岩羊、野猪、狍、喜马拉雅早獭、灰旱獭等草食性动物。
　　这次调查表明，在有数据可供对比分析的61个物种中，种群数量下降的27种，占可对比分析物种的约五分之一，占所有调查物种的十分之一。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趋势明显。
　　“通过多年积极保护，尤其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以来，部分野生动物的资源数量趋于稳定并有所上升，但一些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特别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已经明显下降。”调查报告中这样总结。

几乎所有专家都承认，人类出现以后，特别是人类人口急剧增加以后，物种灭绝的速度被大大加快了。在人类出现以前，物种的灭绝与物种形成一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两者之间处于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 　　以哺乳动物为例，在17世纪，平均每5年有一个物种灭绝，到20世纪则平均每2年就有一种动物从地球上消失。以整个生物界而论，物种灭绝的速度已比原来的自然过程加快了约1000倍。
　　反对拍卖狩猎权的人担心，一旦打开狩猎野生动物的缺口，合法和非法的野生动物猎杀，将给本已危机四伏的野生动物家园，带来更加致命的威胁。更多人提出，即便要通过人为干预调节物种平衡，也许有更加科学的方法可以代替猎杀。
　　吕植教授举了尼泊尔犀牛的例子。在尼泊尔一个保护区中，犀牛数量增加，当地人花钱把犀牛挪到犀牛原来的栖息地，这些栖息地上本来已经无法找寻犀牛的踪影。
　　即便不被赋予“狩猎权”，人，也是地球上所有其他动物最后的天敌。人“文明”而区别于动物很久以后，当野生动物生存岌岌可危时，我们才开始用禁杀的办法来保护它们，即便如此，保护的成果并不能让人乐观。“有偿狩猎”的慢车一旦启动，风险也随之而来——谁也无法预测，它是否会超速和变道，最后横冲直撞起来。-
　　最后的猎人
　　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故去了，在下山定居40多年后，他还曾固执地保持着世代相传的狩猎习惯。
　　撰稿／黄 祺(记者)
　　何处寻找中国最后的猎人？
　　我们唯一的线索是孙曾田。1993年，他在黑龙江塔河县一个叫做十八站乡的地方，遇到了67岁的孟金福，孟金福是这个鄂伦春族聚居地的老猎人，也是中国境内鄂伦春族最后一个萨满。萨满是鄂伦春族人心中神与人之间沟通的使者，鄂伦春的先人信奉萨满教，自然万物都是神灵。
　　孙曾田在那里前后呆了半年，他的摄影机跟着孟金福进山狩猎，看他祈祷。他制作的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在之后的日子里给孙曾田带来了很多荣誉，很多人见到如今中央电视台导演孙曾田的时候，还是必定要提起十多年前的这部纪录片，镜头中那个固执、安静而又落寞的老人，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背影，深深地被观众记住。
　　孙曾田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最后的萨满时，忧伤的情绪一定是潜藏在心底的，忧伤来自无法挽留生命的无奈，更来自无法阻挡一个民族独特生活方式走向尽头的悲哀。镜头里，孟金贵还在狩猎、制作桦皮船，但几年以后，最后的萨满和鄂伦春族真正意义上最后的猎手去世了，一个狩猎为生的民族，最终留在了历史中。
　　猎人的四季
　　这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早晨。中国东北部的大兴安岭正是冰天雪地的季节。每年的这一天，孟金福都要在马尾上系红布带。在鄂伦春人眼里，萨满的马是神马，新年里第一次乘骑，系红布带表示尊崇。
　　用几根树干做支架，用兽皮围起来的住处，鄂伦春人叫“仙人住”，这是孟金福夫妇在山林中的家。在过去的千百年中，鄂伦春人就这样世代生息在大小兴安岭，一直过着从远古延续下来的游猎生活。不知道鄂伦春人在山林中生存了多少世纪，他们的族名“鄂伦春”意为“山岭上的人”。
　　孟金福和爱人丁桂芹是在山林中出生、长大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境内的鄂伦春人在政府的帮助下走出山林， 分几处定居。当时全族人口2256人。定居以后40年，孟金福夫妇却还是习惯在山林中生活。
　　农历正月十五，在过去是鄂伦春人祭月神的日子，定居以后就不讲究这些了。但孟金福相信，在这个时候，月亮神正在天上看着人们。鄂伦春的先民，崇信萨满教。萨满教是原始的自然宗教，以自然万物为神灵——日、月、水、火、山、林、草、木都可以成为他们膜拜的对象。
　　众神之中，山神是主管山林狩猎的神灵，在他们的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孟金福每到一片山林，先要选一棵高大粗直的松树，雕刻一尊神像。他觉得这样他就与这片山林共同沐浴在神灵的庇护之中了。
　　每天早晨，孟金福离家出去狩猎。每次打到猎物，他都认为是山神的赐予。每日打不到猎物，孟金福他们就会到山神面前诉说委屈和乞求。“什么祭品也没有，就给山神敬支烟吧。”“我们就要上山打猎了，请为我们准备一些猎物，为我们排除困难吧。”
　　孟金福的枪老了，老得都不易找到同型号的子弹。可他不想换成自动步枪，他认为那样看不出猎人的本领。他更不肯学着用套索、夹子去狩猎，他认为那样不分老幼的猎杀，山神是不会高兴的。
　　鄂伦春有一首歌唱道：“兴安岭的大树有多少根，请问问我们鄂伦春；兴安岭的野兽有多少种，请问问我们猎人。”孟金福这一辈子眼看着树林越来越稀，野兽越来越少，常常感到山神正在离他远去，感到一种无可依托的孤独。
　　北方的夏季来得很晚。孟金福夫妇在夏天来临的时候，搬到了靠近河岸的山林中。黄昏或清晨，是孟金福出去狩猎或捕鱼的时候。夏季出猎都是乘坐这种用桦皮制作的小船，桦皮船为十八站鄂伦春人所独有。
　　离家之前，老伴要用柳条打他一下，这是老辈传下的习俗。“女人打男一下，今天就有运气，不会空手回来。”
　　孟金福经常是看好一个风向稳定的夜晚去蹲碱场。蹲碱场，是鄂伦春人传统的狩猎方法。碱场就是盐分大的湖泊或水潭。到了夜里，动物常来吃草、喝水，猎人就在这里伏击它们。
　　这一夜，一个动物也没有出现。如今动物越来越少了。
　　太阳出来之前，水面上浮起了浓浓的雾气。桦皮船在晨雾中划行，没有一点声响。孟金福听到了动物的声音。接着，声音远去了。
　　孟金福捕鱼用一张大眼的网，他要让小鱼漏过去，打一两条大点的也就够了。一棵雕有山神的松树被砍伐了，孟金福见到时，有一种自己被砍伐了的感觉。那以后的很多日子，孟金福再没有出去狩猎和捕鱼。
　　后来，他们回定居地的家住了些日子。这里到处飘荡着孩子们的笑声。孙曾田问“定居以后生活习惯吗？”孟金福说：“山上舒服，在家里不行，三天两头就感冒。在外头不感冒。”
　　“你家孩子愿意在家里还是愿意在山上？”
　　“愿意在家。我这个老家伙，在外面呆惯了。小孩不行。小孩愿意在家。”
　　当他们再回到山林时，短暂而美丽的夏天就要过去了。
　　又一个冬天来了，孟金福把放寒假的小儿子也带上了大兴安岭。孟金福知道儿子这一代不属于山林，但他还想让儿子懂得鄂伦春人的山林。
　　儿子一来，做母亲的就多了份牵挂。“山神啊，山神，赐给我们幸运吧；请保佑我们的后代，保佑他们的吉祥如意。”孟小庆理解不了父亲在山神面前那颗颤动的心，和飘进密林深处的祈祷。
　　他看到的仅仅是一棵树。
　　《最后的山神》留下了鄂伦春猎人最后的影像，却无法留住狩猎这种生存方式消失的步伐。
　　2003年，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要求孙曾田到十八站乡回访，“这注定将是一次滋味复杂的回访。”孙曾田看到的一切，只能印证一个事实——再不会有孟金福一样的猎人和萨满了。
　　回访日记
　　在回访之前3年，孙曾田已经从电话中得知，《最后的山神》主人公，孟金福去世了。《最后的山神》中一句解说词说：在过去的千百年岁月中，萨满鼓声曾不时地回荡在兴安岭的山林之中，今天，恐怕是最后一次响起了。一语成谶。
　　鄂伦春最后一个萨满的去世，宣布了这个民族千百年来自然信仰的结束，而萨满的最后一次跳神，就只能以这种方式，永远留存在我的录像带上了。
　　十年过去，这里的变化似乎并不十分明显。只是即将到来的鄂伦春族定居50周年大庆，使村子里弥漫了欢庆的气氛。各家的木栅栏和房屋都被修葺一新，刷上了蓝色的油漆。
　　孙曾田直接找到了那个熟悉的小院——孟金福的家。院子里只有一小块地方种了些蔬菜，其余部分杂乱无章地堆放着破旧杂物，与左邻右舍干净整洁、井井有条的院落相比，显示出了这户人家的凋敝、萧条。孟金福爽朗的笑声似乎还在耳边，但是迎接我们的，只有他六十出头的老伴丁桂琴。当她从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全身透出无法遮掩的落寞气息。十年的风霜在她脸上刻划得非常明显。
　　听丁桂琴讲，孟金福的病来得很突然。1994年，他独自到呼玛河上游的森林去打猎。一天，在打着一只鸭子后，突然，他的半边身子不能动了。颇有生存经验的孟金福镇定下来，烤熟鸭子吃掉，而后爬进桦皮船顺流而下。飘了两三天之后，他终于被同胞救起。送进医院后一个月才出院。但从此，他只能在河边打鱼，再也无法进山打猎了。
　　对于习惯了大森林，习惯了敬拜山神，习惯了与自然赐予的一切和谐相处的孟金福老人来讲，他无法再返回他热爱的大自然中，而不得不去极力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适应砖瓦房和络绎不绝的游客好奇的参观。
　　他的失落、伤感可想而知。想必那时他很清楚，山神已经走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山神的护佑。
　　郭宝林和葛小华夫妇是定居后出生长大的第一代鄂伦春人，受过学校教育，有固定工作。桦树皮手工艺品是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的传统手艺，初夏时节，桦树灌浆水分充足，村民们就剥下成年光洁、树身无枝桠段的树皮，制作成碗、盆、盒、桶、篓等，用于当时山上的生产生活。现在用不着了，就当作一种民俗的纪念品出售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
　　河滩上支着很多帐篷。郭宝林正在招呼游客们骑马。这两匹马是全村仅剩的两匹猎马，属于矮种马，在山上奔走非常迅速，曾经是多少年鄂伦春猎人们必不可少的。但是，现在猎物越来越少，打猎的人也越来越少，猎马闲置起来，渐渐全被卖掉了。
　　孙曾田注意到河边有一棵刻着山神像的大树。这是风情园的一个旅游项目——敬拜山神。在风情园员工的带领下，人们好奇地围过来，嘻嘻哈哈地看着这个对他们来讲非常陌生的山神像。他们的眼神和孟金福小儿子当年的眼神非常相似。
　　郭宝林现在也偶尔拜拜山神，他希望山神能保佑他们生意兴隆。-
　　加州“狩猎经”
　　钓鱼和打猎的执照收入，和允许销售烈酒、烟草的营业执照收入一样，也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财源。
　　撰稿／徐 岚(发自洛杉矶)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典越战片《猎鹿人》，说的是打猎青年的故事。由于不少居民拥有枪支等狩猎工具，来自欧洲的早期移民和开发西部的先锋也多有打猎传统，狩猎一直是美国民间较受欢迎的体育活动，尤其在森林野地较多、动物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各州，有多种多样的狩猎协会、俱乐部等组织。而早在“五月花号”到来之前，北美印地安人就已经有几千年的狩猎传统，他们的狩猎权利至今受到许多联邦法律的保护，对海洋哺乳动物的猎杀就无需受到法律制约。
　　尽管狩猎在美国是普及度很高的“平民运动”，但实际上，一个普通人不可能随便买支猎枪就上山打猎。在这个几乎凡事都有矩可循的国家，即便在河中钓鱼都需要执照，何况狩猎？
　　今年2月，美国副总统切尼打猎误伤同伴，即有媒体质疑切尼此行是否申请了狩猎执照。两年前有一震惊全美的枪击案，一名亚裔男子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处私人猎场因争夺狩猎位置连杀6人后逃离现场，警方根据他的狩猎执照号码将其捉拿归案。
　　从19世纪末起，美国政府便开始通过向狩猎者发放执照来获得保护野生动物所需的大部分经费，狩猎管理权属于州权范畴。各州政府所设的“渔猎局”，便是管理钓鱼和打猎的机构。什么时候、在哪里打猎，打什么猎物，打多少，都必须事先申请。可以说，各种执照是管理部门调控狩猎行为、保护野生动物的最主要工具。钓鱼和打猎的执照收入，和允许销售烈酒、烟草的营业执照收入一样，也是州政府的一个重要财源。
　　笔者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就是一个狩猎大州，2006年拥有年度狩猎执照的有10多万人，州政府当年发放钓鱼和狩猎执照、指标的收入预计将达到9000多万美元。狩猎执照的销售网点非常普及，除了“渔猎局”及其分支机构，一些出售枪支等狩猎器材的体育用品商店就有负责注册的销售职员，这让狩猎执照的申办变得比较轻松，任何符合条件的人在出示身份证明和交纳一定费用后都可以办到。洛杉矶东部的一个小镇，人口不过2万多，但附近就有3家体育和野外用品商店销售狩猎执照。

　目前加州允许狩猎的动物包括：野鸭等水禽、候鸟、鹌鹑等高地栖息鸟类、鹿、麋鹿、叉角羚羊、大角盘羊、野猪。甚至作为加州标志的美洲黑熊，也因为近年来数量不断增多而逐渐放开狩猎。据加州渔猎局统计，该州的黑熊数量已达到3万头左右，每年允许狩猎1500头。至于数量庞大的鹿群，许多已是半人工放养性质，允许狩猎的数量就更多，去年一年就被猎了1.5万余头。 　　加州的狩猎管理，在制度设计上有一些特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首先它优先照顾本地居民。比如在狩猎执照定价上，2006至2007年度加州本州居民的大猎物(包括鹿、羚羊、野猪、熊等)狩猎执照价格为34.9美元，而非本州居民执照价格达到121.55美元，几乎是本州居民的4倍。此外，本州居民中还优先照顾青少年和伤残军人，16岁以下的青少年狩猎执照为9.2美元，而伤残退伍军人的狩猎执照只要5.5美元。 　　此外狩猎管理要求“证照齐全”。作为一个猎人，光有狩猎执照只表明拥有狩猎资格，可以购买猎枪、子弹或者弓箭等用品。而真正要上山打猎，必须按天数或季度付猎区的入场费，获得在本猎区狩猎的许可证，还必须另外按计划的猎物头数，提前购买狩猎指标。比如加州本州居民当年度打第一头鹿的指标价格是23.35美元，第二头鹿的指标价格就是29.15美元，而外州居民打一头鹿的指标价格是205.55美元。实际上，一个指标意味着允许猎人在整个狩猎季打一头指定的猎物，至于能否打着，那就要凭猎人的水平、运气，以及被狩猎动物的逃生能力了，因此加州渔猎局每年发放的指标都超过实际的猎物数。 　　由于狩猎和保护珍稀动物密切相关，在狩猎指标的分类上，加州渔猎局做得很仔细。每种动物狩猎指标出售的数量、单价都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打黑熊成功率低而且有危险，黑熊数量也较多，加州每年发放的指标就有2万多个，但实际猎获只有1500头上下，平均成功率不到8%。因此黑熊狩猎指标的价格不高，本州居民不过每个指标34.15美元，外州居民是206.5美元。 　　反之像大角盘羊等这样的动物比较珍稀，它的角也是许多狩猎爱好者炫耀的珍品，每年发放的指标就较少，单价也较高，本州居民的指标价为300美元，而外州是500美元。 　　每年，加州渔猎局都要对猎获动物进行统计，计算出被猎获动物数量和发放指标数量之间的比例。依据这个比例，渔猎局会以下一年要控制的各种动物数量来算出发放指标数量、并确定指标的单价。 　　在执法上，猎人每次所获的猎物都必须登记，如果错打了没有指标的猎物将遭罚款，一旦错打了不允许狩猎的珍稀动物，还会吊销狩猎执照，严重的甚至会被起诉。 　　加州渔猎局销售执照和指标的收入将进入一个特别的“渔猎保护账户”，作为渔猎局的预算收入来源，主要用于生态多样性保护，每年这一账户的收入、支出都完全公开，让州议会和公众等核查，真正做到了“专款专用”。- 　　从果腹、练兵到游戏 　　“过去重视生产，现在可能更重视动物。” 　　撰稿／张 静(记者) 　　加拿大幽默作家斯蒂芬·里柯克曾经描写过这么一批男人们：文静、体面、脸刮得干干净净，金边眼镜上方流露出仁慈之光，实际上却是无可救药的“丛林癖”患者，每逢秋天读过一本狩猎的小册子后就开始发疯。他们把一小块被雨水淋了六天的肉当作无上美味，肚子贴地像猎狗一样在灌木丛里爬行，皮肤被丛林蝇叮得变成了黄色，让麋鹿踩过，被熊和臭鼬追得在丛林里四处逃窜，居然还沾沾自喜。 　　有趣的是，为什么这些富有的经纪人、律师、医生不在办公室地板上爬来爬去，并且互相嗥叫一气呢？没有别的解释，只能称之为“遗传基因作祟”。 　　秋狝治兵 　　原始社会，男性的另一个名字便是“猎手”。狩猎对先民而言是一项不得不做的危险使命，通过它获取蛋白质、御寒的皮毛、锻炼心智技能和确定谁是真正的勇士。当他们合力将凶猛的猎物引诱进合围圈，进而用石块、棍棒这些简陋的工具将其击毙，组织协作产生了。 　　《吕氏春秋》：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进入农耕社会以后，狩猎已不是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然而征战频繁，狩猎的地位不仅没有弱化，反而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果腹之外更有一层深厚的政治、军事色彩。这种“秋以狝治兵”的军事思想不仅贯穿于我们整个古代历史，且一度得到空前强化。 　　“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能否弯弓射鹿，历来被当作个人能力的象征。对于田猎中表现善佳的勇士，帝王每每亲自赏赐。汉将李广精于此道，“夜射饮羽”的故事为人传颂。据《周礼》记载，善射者方可参加田猎，不能射者只好“辞以疾”。如果不装病，又多次不能参加田猎，要遭到削地夺爵甚至充军发配的处分。 　　随着社会文明逐步向更高级发展，国家以射选贤的制度逐渐被抛弃。汉人自唐以后似乎更喜欢富贵、吉祥的锦鸡和仙鹤，而不再是猛禽与猎豹，就连帝王田猎也一再成为大臣们劝诫的对象。 　　然而历史车轮驶到元清两代，戏剧性地开始走回头路。在萨满神谕中，鹰是创世大神，秉承神鹰血脉的满族更是酷爱狩猎。自马上得中原后，便把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定为代代相守的“祖制”，以示不忘本，延续满人入关前渔猎、尚武的习俗和以近乎实战的狩猎方式训练八旗子弟。 　　木兰在满语中的意思是“哨鹿”，后引申为“猎场”之意。康熙乾隆时期，清军将士每年秋季日夜兼程向河北承德的木兰围场进发。围而不合，或从四面包围，将野兽向皇帝临时行营“看城”驱赶，待包围圈合拢后，皇帝便入围射杀，各路将士随之扬弓搭箭，史称木兰秋狝。 　　崇尚“胡服骑射”的祖制直到被挟“坚船利炮”渡海而来的“英夷”打得不堪一击时，清廷方如梦初醒：此法不灵也。自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咸丰逃到承德后，“木兰秋狝”便再也没举行过。道光是彻底看清了这一点，执政之初就传谕“秋狩礼废”。虽然此后清帝在祭祖之后也会顺路打打小猎，但这跟练兵已经完全没关系了。 　　田猎废了，打猎作为八旗子弟一项高级游戏倒是一直生命力极其旺盛。珍妃的侄孙唐鲁孙曾细数清末“调鹰纵犬”的行围趣事。除了钩竿子、马灯、手电筒、木杠子、粗细绳子、猎枪、水壶、干粮袋、医药箱、露营的帐篷外，最必不可少的一步是偷狗，“清初狩猎的犬是藏獒或是关东欢犬，后来能打猎的狗都叫细犬，十之八九都是偷来的”。 　　饥饿的年代 　　等到唐鲁孙渡海去台，虽然也打过几次“现代猎”，既无鹰犬，全凭气枪，情调完全不同，不免兴起无限怅惘。 　　而在旧上海，“现代猎”作为舶来品已经粉墨登场，蔚为风尚。一位年近古稀依然很酷的“小开”告诉我，他很不屑国内新贵们比车，“车不过是代步工具。以前我们凑到一起谈的是狩猎，那才是贵族运动”。 　　上海人陈晓兰家中还保存有一张解放前的猎枪证。她记得酷爱打猎的父亲有一把步枪，“当时流行说小米加步枪，就这样记住了。这把枪公安部门每到国庆、元旦会收上去代为保管，每次还来时总是擦得干干净净、上好了油。后来在‘文革’中被弄丢了，公安部门还让我们去武装部领一支。” 　　陈晓兰的父亲并没有去，他年级大了没有兴致再玩；而当时中国大部分的老百姓也都不再把打猎当作娱乐，理由不尽相同。 　　“在‘以粮为纲’的路线指引下，生产队经常组织打猎。打猎队走到哪里都像英雄一样，非常受欢迎。”章照国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刀霞打猎队队长章仰猷曾被誉为“当代武松”，周恩来总理还为此送过他一支步枪。30多年间，刀霞打猎队转战闽浙赣等7省56个县市13000多个山村，消灭各种害兽19.6万只。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各种物资和副食品供应匮乏，全国上下处于饥饿状态。一位油田职工回忆道：“职工长时间吃不饱饭、缺乏副食，走路头昏眼花，有的全身出现浮肿。党委专门召开会议，决定针对柴达木盆地的环境特点，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生产自救。一是组织打猎。从各单位抽调了200多名枪法比较好的复转军人，组成了6个打猎队，进昆仑山打野生动物。通过几年的努力，各打猎队、捕鱼队累计捕获各种野生动物肉90多万公斤、青海湟鱼60多万公斤。这些收获，对当时青海油田职工克服困难，战胜饥饿，坚守阵地，坚持勘探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而原来以野生动物命名的“黄羊岭”、“野牛沟”、“野马滩”……也统统变成了历史名词。 　　狼来了 　　1990年，国家规定不准再打野生动物，猎手的辉煌便也随着打猎队的解散而烟消云散。 　　如今小学生们学到吴伯箫的《猎户》往往发问：野生动物不是要保护吗？董昆打死了金钱豹怎么还算英雄？他们的疑惑，正如当初禁猎时猎手们的不理解。 　　“我父亲的那支枪得到了特许可以保留。不让打猎了，他还是没事会拿出来仔仔细细地擦一遍，扣扣扳机，上点油。”章照国说。 　　市民们打猎的瘾头又是怎么被打消的？北京有这么一段掌故。据说20多年前，玉渊潭公园有人用气枪打下一只白天鹅，不料被当地晚报记者抓了个正着。一枪打下了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禽类，事情炒到最后的结果是报纸销量剧增，这人也被法院判了三年徒刑。当时很多人还替他喊冤，不就是一只白天鹅吗，可是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狼回来了。 　　这两天辽宁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镇郝家村闹起了狼灾，一名11岁小学生已经两次被野狼追赶爬到了高塔上避难。专家们异常兴奋，说这是“大自然自我还原的表现”，不能让它们再“背井离乡”了，村民们却是一想起来就哆嗦。 　　而在章照国的家乡南平，野猪灾更是祸害了多年。“这些家伙在地里连吃带拱加打滚，一晚上可以毁坏10条田埂，一年糟蹋上千万公斤的粮食。”章照国说起来很痛心。 　　据1997年农业局调查的数据，当时南平市的野猪数量就达到13万头。2000年福建省林业厅对野猪的狩猎重新开禁，可章照国说，新打猎队目前困难重重。 　　“为防止误猎珍贵物种，按照规定，不允许使用陷阱、下毒、布夹等方法，猎捕工具仅限于使用猎枪。野猪连老虎都让它三分，生性凶暴，最大的有200多公斤，一枪打不死它扑上来就伤人，队里人被咬伤得多了。打猎队解散了这么多年，老一辈跑不动，年轻人不愿吃苦，技术也不行。按规定，我们打到的野猪只能就地掩埋，打猎队很难维持下去。” 　　农民们开始自己想办法自救。“夹、套、炸、电、陷阱都用，经常发生伤人的事故。野猪反而比2000年那会儿更猖狂了，从前还在地里，现在经常在房前屋后成群结队地转悠。”章照国说，“过去重视生产，现在可能更重视动物。”- （新民周刊）

狩猎是要建立在生态平衡上的，赶尽杀绝不可取